东汉末年，随着朝廷的势力逐渐衰弱，一些野心勃勃的实力派枭雄开始蠢蠢欲动，试图在在汉朝的蛋糕上分上一杯羹 。野心不大的，割据一方当个草头王就心满意足了；野心较大了，把持朝政，将天子玩弄鼓掌之中；当然也有野心极大的，干脆黄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而这位东汉末年群雄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称帝的，就是那位在《三国演义》中被曹操蔑称为“冢中枯骨”的袁术，其于建安二年（197年）在寿春称帝，建号仲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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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东汉
自认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称帝顺理成章
袁术敢自立为帝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其认为自己具备很多有利的因素 。
首先，袁术出身于汝南袁氏家族，属于名门望族圈子中的“顶流”，可谓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出身这么一个家族又是“血统高贵”的嫡子（袁术很鄙视同出一族却是庶子出身的哥哥袁绍，称其为“吾家奴”），在袁术看来这样的身份是成为天子的合适人选 。
其次，袁术认为自己实力较为强大，不仅占据江淮地区的富庶地区，而且在江东地区已经打下根基的“小霸王”孙策也受其指挥（此时的孙策名义上还算袁术的部下），可谓是地盘广大，兵多将广，具备“硬实力” 。
再次，两汉长期流行“代汉者，当涂高也”这句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谶语（据说起源于西汉武帝时期），袁术认为，自己的字“公路”，而“涂”又有大路的意思，因此袁术认为这个“代汉者”就是指他自己，用现在的话来说，袁术简直就是“过度解读”，估计除了他自己不会有其他人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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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新三国》中抢获国玺的袁术
最后，袁术手中握有传国玉玺，这更让其称帝有了底气 。在袁术看来，自己是主客观条件完全具备，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其得意忘形的自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还大言不惭的自比齐桓公、汉高祖称“孤以土地之广，士人之众，欲徼福于齐桓，拟迹于高祖”，于是不顾自己手下部将们的反对，妄然称帝 。
袁术称帝的行为对于汉室来说，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大逆不道 。董卓如此权倾朝野、飞扬跋扈，也不过是“擅行废立”；袁绍则是鼓动宗室刘虞，想另立其称帝，算是“另立中央”；而在历史上饱受非议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跟袁术称帝一比，简直堪称是“忠心耿耿”了，可见在这一点上，袁术的魄力和野心确实超过了所有同行 。
不过令袁术应该感到惊讶乃至庆幸的事，他干出了比董卓还要“反动”的事，然而天下群雄却并没有出现像当年联合讨伐董卓那样对其群起攻之，而这也是由诸多因素交织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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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董卓（？－192年5月22日），字仲颖
袁术的称帝行为在群雄看来更像是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自娱自乐，并未构成太大的威胁和影响
当年董卓以一个地位不高的西北地方军阀的身份，借着讨伐宦官势力的名义进入帝都洛阳，逐渐篡夺大权，其擅行废立，淫乱后宫，可谓严重践踏了大汉皇亲宗室的尊严和权威；把持朝政、滥用亲信、滥杀异己，无论是袁绍袁术这样的士族大家，还是曹操这样所谓的“寒族”，其政治经济利益都被其严重损害；
至于纵兵抢掠、滥用民力，更是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并传唱“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样的童谣来诅咒他 。可见，董卓当时是走向了全天下各阶层的对立面，因此，讨伐董卓，就是当时无比的“政治正确”，因此才有了各路人马联军讨伐董卓的同仇敌忾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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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洛阳 长安位置所在
而与之对应的是，袁术称帝只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而他的地盘也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洛阳、长安等地，可以说政治影响力并不大 。此外，当时的各路枭雄尽管政略军事才能各有高低，但在基本都不会去触碰称帝这条“红线”，更不会盲目跟风，因此袁术称帝也不会起到什么“示范效应” 。在天下群雄看来，袁术的称帝更像是在自己地盘上自娱自乐，根本就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和消极影响，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联合对其征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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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冀州、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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